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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5

从花卉静物画,看近现代东西方艺术交流

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近期对展品进行了增补和调整,最新增加的马奈、马蒂斯等重量级艺术家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展览中关于“现代性”的整体思考。

近日,“晓风含英:中国现代艺术中花的图像学和文化史探索”主题研讨会举行,来自各地的学者们分别以常玉、颜文樑、潘玉良等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参展作品为例,通过聚焦植物的文化象征和图像学意义,探讨“花”在中国艺术中的象征意义,及其在艺术史中的演变,以及考察艺术家个体中西融合的创作历程和历史线索,着重讨论留洋艺术家在推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的先锋角色,揭示图像如何被重新解读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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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据悉,此次新增作品还包括了颜文樑、丘堤等第一代留洋艺术家的作品,丰富了中国近现代美术东方与西方的融合,并补充展出中国近现代美术交流与发展中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探讨中国早期留洋画家的先锋性,深入挖掘和展现20世纪中国与世界并行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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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新增的颜文樑作品《金蕊流苏》

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马楠主持,她分析了展览中从印象派到当代花卉主题所反映的艺术家心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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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新增的爱德华·马奈作品《漫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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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新增的马蒂斯作品《玫瑰花束-斜倚的女人》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涛以倪贻德和关良为线索,带来《“文人画的洋画”之创造》的发言。他提到,1920年代中期,关良在南京去上海的列车上和倪贻德谈到了最近的感悟:“谭鑫培的戏,和塞尚的画,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所取的艺术方式完全不同,而所以成为佳妙的原则是相同的。”两位中国洋画界的先锋人物,在三四十年代延续了对“文人画的洋画”的关切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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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鸢尾花》,布面油画,1980

蔡涛通过回溯关良、倪贻德等艺术家归国后在油画、水墨画之间展开的日常性的跨媒介实践,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一场被忽视了的文化实验——面对日本美术界对文人画的关切,和以巴黎为中心的西方现代艺术潮流,拥有开放文化视野的几位留日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具备文化反思力和创新格局的跨媒介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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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贻德,《桃花灼灼》,布面油画,1960年代

策展人、艺术理论实践者孙净以“花神的⼥⼉”聚焦鲁伊斯、文俶、张荔英,以及她们的花卉作品,探讨了女性艺术家创作中花卉和植物“比德”“比心”“铭志”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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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文俶1631年的作品(非此次展览展品)

在整个艺术史的资料图像当中,纯粹的花卉作品在女性笔下出现的频率往往高于男性艺术家,然而早期女性笔下的花卉作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可。孙净从西方视角引入,深入剖析了荷兰黄金时代的女性艺术家鲁伊斯在花卉静物画领域的先驱地位。东方视角则以展览中的女性艺术家张荔英为核心,探讨了她在作品《三色堇》中所展现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哲学,以及所达到的中国抽象气韵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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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荔英,《三色堇》,布面油画,1940-1947

即使这些女性艺术家曾经被忽略或遗忘,如今在展览里所看到她们历久弥新的作品,让我们得以回顾她们勇敢的创新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思考的机会,激发了对女性艺术家们的尊重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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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鲁伊斯作品(约1685)(非此次展览展品)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李赵雪关注“常玉瓶花静物中的‘文人’意象”她以“文人画”这个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为背景,探讨常玉作品“文人传统”的具体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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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蓝色背景的盆花》,布面油画,1956

常玉作为第一代留法且定居海外的艺术家,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拥有独特的重要地位。由于他留下的文字较少,而中国及中国台湾等地多关注其以油画展现中国画之笔法气度;而西方学界多讨论其描绘的裸女作品。李赵雪则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国花”的讨论、近代花卉观念入手,从图像学和思想观念的角度分析了画家的绘画主题之意涵,将个体艺术家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常玉作品中独特而深刻的中国文化意象的建构过程。

上海中国画院程十发美术馆策展人刘宇倩以“潘玉良等人对菊花意象的演绎”为主题,由潘玉良、周碧初、吕斯百的菊图讨论了艺术家们在进行菊花意象的创作时各自作出的探索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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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初,《彩菊》,布面油画,1940年代

刘宇倩从菊花在历史上的演变出发,谈到文人墨客的咏菊、画菊与爱菊,强调菊花意象是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她认为潘玉良笔下的菊花意象是复杂的,将乡愁、对家人的深切思念,以及内心的愁苦与高洁品质相结合。周碧初的作品探索了印象主义的中国之路,以物写意,呈现出了中西融合的意境之美。吕斯百则以儒雅朴实的性情,将菊花意象中的君子之德以西画手法进行传神写照,为油画创作注入了东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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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青瓶红菊》,布面油画,1944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肖的发言关注“丘堤笔下的花”。20世纪的中国女画家中,丘堤可谓兼具“新风”与“旧德”。她1920年代中后期求学于上海美专和日本东京,1930年代初归国后不久与“决澜赤子”庞薰琹相遇,在创造中国现代艺术之路上相伴终生。丘堤存世作品不多,多为花卉写生,且集中于民国时期,融东方文人雅韵与西洋造型意味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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