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展示的是消费时代极度的诚实与自由。世界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读(或误读)他：羞涩的同性恋，疯狂的物欲分子，男扮女装者，为虚荣而生的人，在不同地方对不同人重复说同样的话，永远没有正经无法深刻的蜡像般的人……沃霍尔研究者肯尼斯·戈德史密斯有这样的结论：在共同的这个时代，通过安迪·沃霍尔灵魂渗透出来的，是我们自己。
是什么造成了安迪·沃霍尔的分裂？沃霍的侄子詹姆斯·沃霍认为源于安迪深处的胆怯和不自在，“他是一个对自己、对自己人、对外人分得很清的人。要成为他的朋友，你得是有创造力的人，唯独这样才能让他高看一筹。”
所以，在被反复问道诸如“什么是波普艺术”或“波普艺术对时代的影响”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时，沃霍尔的反应永远是不接球。有专家分析说他是在掩盖他的恐惧。但《每日新闻》一位叫杰尔斯米的记者就表示：“我以平常心对待沃霍尔，不像其他人那样问隐晦、局限在圈子里的问题。沃霍尔回答得体，给了我并不戒备、实际而简单的答案。”
1966年夏天，23岁的年轻女孩格雷琴·伯格希望替《另一个东村》杂志访问沃霍尔。后者一如既往礼貌地表示他很感兴趣，但同时也警告对方他一般不会说什么。格雷琴事后回忆，她一开始问的问题，主要是让沃霍尔放松，消除恐惧和迟疑，让他进入一种梦境，这样他才会说出内心感受。这次访问成功了，沃霍尔的回答让她觉得他是一名有保留但非常善良的人。而沃霍尔也很高兴与这位“礼貌且严肃的年轻女士对话”。这篇事后命名为《安迪·沃霍尔：我的真实生活》的报道被视为60年代沃霍尔最重要的访谈。
1987年1月，安迪·沃霍尔做了他人生最后一个访谈。这份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有些奇特，记者告诉沃霍尔它在20年内决不会发表，所以不会影响后者在工作期间必须伪装出的形象。这让沃霍尔兴奋起来。他几乎是第一次解释他为什么要“复制”：“如果你只是复制并传递短暂，它仍然只能短暂。所以，我采取的是循环不已、连续不断的方式，要让人联想到一种持续的观察仪式，一种不断呈现、变化和更新的圣典式幻想—不是一个金宝汤罐头，而是所有的罐头。不是一个猫王、一个梦露或杰奎琳·肯尼迪，而是所有的偶像。”
他甚至愿意定义艺术，他说，他从未把自己当成“大艺术家”，而是把自己看成一个“艺术是什么”的发问者。“我并不认为艺术是一种分割的东西，它不是文化对娱乐、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地下对主流。它是一个人为了让另一个人更切近地看到人是什么而为之做出的努力。”
安迪·沃霍尔一向以标榜他的表面文化出名，但他一旦认真，却给人留下十分强烈的内在感受。詹姆斯告诉记者，在那句被无数次引用的“我希望自己是一部机器”背后，沃霍尔曾流露出清晰的伤感：“生活很伤人。如果我们可以变得机械化一些，如果我们可以被设计成更开心又有效率去工作的机器—我们会少受一些伤害。”
而在“家族中的安迪叔叔”与“赫赫有名的安迪·沃霍尔”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真正的、属于他自己的安迪·沃霍尔，不，或许是安德鲁·沃霍拉。而这个人，詹姆斯也并不认识。“我的祖母，安迪的妈妈在晚年的时候，一直在催促叔叔结婚。他总表现出一副醉心艺术的样子不加理会。”没有人明确知道安迪·沃霍尔爱过什么人，他在这方面讳莫如深。成年后，詹姆斯意识到安迪或许是同志，但他未敢问过这个问题。而舆论对安迪·沃霍尔的揣测更进一步—他被认为是一个无性爱者，男人女人都不爱。
在半自传《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中，他袒露的爱情观基本可以概括为：如果不是人生那么长，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恋爱根本不必存在。恋人侵占你的床铺，小孩则更为恐怖—他们要将我们此生遭遇过的疑难杂症再统统经历一遍。
“当我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我就不再那么在意跟其他人享有亲密关系了。我一直没有结婚，直到1964年我拿到第一台录音机。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录音机结婚已经十年了。”
在陈丹青看来，从“让汤罐与广告值得一画”到使“每分钟的琐碎与无聊值得一顾、值得一写”，安迪·沃霍尔展示的是消费时代极度的诚实与自由。世界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读(或误读)他：羞涩的同性恋，疯狂的物欲分子，男扮女装者，为虚荣而生的人，在不同地方对不同人重复说同样的话，永远没有正经无法深刻的蜡像般的人……詹姆斯同意的是沃霍尔研究者肯尼斯·戈德史密斯的那句结论：在共同的这个时代，通过安迪·沃霍尔灵魂渗透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他说他也会写一本关于安迪·沃霍尔的书，那将是不同于以上标签中任何一个的—“我的安迪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