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安迪·沃霍(Andy Warhol)的“电影”做成DVD，是一个错误。因为独自一人在家看碟——看安迪·沃霍的《吻》、《帝国大厦》等，实在不是有趣的事情。别以为你从中发现了什么微言大义，因为连“导演”(如果称安迪·沃霍为导演一定会引起抗议，至少他前期拍摄的一些实验电影既不需要“导”，也不需要“演”)自己都不知道在拍什么。你可以认为这样的影片毫无意义，不过沃霍不这样看，他认为观众如何对待这样没有意义的电影，会做出什么反应，是否愤怒、辱骂、昏睡、离场，抑或痛扁导演，倒是很有意义。说到底，观察观众对《帝国大厦》的反响，比摄影机一动不动放在那里八个小时更重要。谁能说集体观看《帝国大厦》不是一起杰出的行为艺术事件呢？影片本身的实验性或许并不在于那冗长的单镜头拍摄，只有在集体放映完成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为什么强调“集体”二字？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黑暗中一场奇妙的仪式，当然单个观众不妨在家试试，打开碟机，放入《帝国大厦》，那整个过程恐怕不会十分愉快。
安迪·沃霍原本是个广告画家，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旧金山、纽约的“地下电影”运动燃起了他从小就埋藏于心的电影热情。那时候的地下电影游离于好莱坞制片工业与艺术电影小团体之外，属于门外的边缘力量。当时圈子里除了沃霍，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玛丽·曼肯、尤纳斯·梅卡斯等人，大多并非专业出身，说起来首要特征应该是“业余”。因为在主流电影中，“性”尚是题材禁区，大银幕上是不允许出现裸露镜头的，于是实验电影成为一个宣泄的出口。尤其对于沃霍来说，性与政治是最重要的主题，他称自己是个观察者，他拍摄实验电影实际上就是一个摄影机偷窥被摄对象的过程，然后他又继续偷窥观看电影的观众。
以《口交》为例，沃霍一个聪明的地方在于画面上其实只有男人的面部表情，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行为；所以，此片既可以说是淫秽的，又完全可以认为并不淫秽。导演玩弄的是观众的想像力，沃霍不仅自己在偷窥，他将观众一起拉下水成了同谋者。进一步我们会想，这部纪录片是真的，还是假的？演员的表情是真是假？这所有的观影心理活动，反过来又成为导演的揣摩对象。沃霍曾表示，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假”的，但其中也有几分真，我们无法指认真与假的界限，只有去想像，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是在导演和观众的想像中完成的。
《帝国大厦》大概是沃霍最有名的一部影片，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部。没错，任何人都可以质疑这到底算哪门子艺术，我回家拿台DV对准中信拍几个小时是不是也成先锋电影艺术家了？这世界上坚持从头到尾八个小时看完此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如果看完了，当帝国大厦由日入夜，华灯初上的那一刻到来，我想一定会有如沃霍所描述的那种体验，“好比你长时间做爱，终于达到高潮，那种愉悦感真是无与伦比。”
安迪·沃霍影片详细介绍：
《沉睡》(Sleep，1963)
拍摄一个男人的睡眠状态，片长超过六小时。
《吻》(Kiss，1963-1964)
这是一系列拍摄于1963年8月到1964年底的短片，每个短片中演员接吻三分钟。是对美国电影制作法规海斯法案(Hays Office Regulation)的颠覆与嘲弄，这条法规禁止演员间有超过三秒钟的唇部接触。同时期，安迪·沃霍尔制作了一件同样叫做《吻》的网版版画(The Kiss)，采用恐怖片《吸血鬼》(Dracula，1931)中德古拉爵士噬吻米娜·哈克颈部的经典镜头。
《帝国大厦》(Empire，1964)
长达八小时，以单一固定镜位拍摄纽约帝国大厦在天黑到清晨八小时内的变化，再将底片一段段剪接起来。
《妓女》(Harlot，1965年)
是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在电影中使用声音，但非常粗糙。
《我的小白脸》(My Hustler，1965年)
片长约65分钟，由两部分组成。影片的情节相当简单，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第一部分拍摄于一个面海的度假小屋，小屋的主人Ed带着他的保镖仆人Collie和他新包养的小白脸Paul来海边度假，Paul一个人在沙滩上晒太阳，Ed则在小屋的露台上窥视着他。随后，Ed的邻居富有的年轻女孩Genevieve及另一个中年的男同性恋者Joe加入他，三个人开始无休止地讨论Paul 的健美的肉体，以及如何勾引他，甚至和他上床等。第一部分最后，Genevieve试图挑逗沙滩上的Paul，替他擦防晒乳，两人一起到海中戏水。这部分由三个分别长约16分钟、4分钟及12分半的长镜头组成。摄影机架设在小屋和海滩之间，以便于镜头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近、中、远等不同的景框则以伸缩镜头来完成。第二部分只有一个约32分钟的固定长镜头，拍摄于Ed卧室中的浴室，Joe教导Paul该有的仪态以及如何取悦自己的雇主，如此而已。
《我的小白脸》实质上是一部对话剧，喋喋不休对话围绕著性与挑逗，反映出有闲阶级生活的空虚和百无聊赖。
这些影片都不包含声轨。无声、反叙事过长的放映时间和极限主义的取向使它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般的电影院中放映。对沃霍尔来说，电影就像是平面创作的延伸，胶片就是画布与纸以外的另一种载体。无论绢印、摄影、电影，都只是沃霍尔整体创作的一部份。以固定境头对被摄物长时间连续拍摄，其实就和一系列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后来沃霍尔将《口交》、《沉睡》、《吻》、《帝国大厦》，的影像抽出来制成网版版画，用不同的媒材二次回收自己的作品。
要到与楚克·温(Chuck Wein)和保罗·莫利赛的合作关系建立以后，沃霍尔对声音的处理才比较用心。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楚克·温和莫利赛在“工厂”的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是莫利赛，他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促使工厂电影逻辑化。如果说，《口交》、《沉睡》、《吻》和《帝国大厦》是一个平面和造型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楚克·温和莫利赛则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介入了工厂电影的创作。从此，沃霍尔电影的题材虽然前卫依旧，但逐渐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不再挑战观众耐力的极限，甚至在影片中加入叙事的元素，在对白中加入一丝幽默感。按照义大利影评人亚普拉(Adriano Apra)的说法，是楚克·温和莫利赛使安迪·沃霍尔背离了他自己重实验性的取向。
沃霍尔的影片多半是十六厘米的黑白片，影像的颗粒明显，如有摇镜等摄影机运动时，难免意外的晃动，伸缩镜头也常常出现失焦。制作的快速和技术上的疏陋使沃霍尔的影片有点家庭影片和业余电影的味道。这种粗糙的质感，增强了纪录的特色。事实上，沃霍尔使用的Auricon十六厘米摄影机便是当时新闻记者所爱用的机型，轻巧、可以同步收音，也可以长时间拍摄。这台Auricon的摄影机是沃荷在《帝国》的筹备期购入的，当时便是看中了这台机器可以长时间拍摄的功能。
在沃霍尔这时期的影片，譬如《我的小白脸》和中，纪录性让观众更贴近电影中的事件，加上长镜头的使用，往往是一场戏一个镜头)，使每一个镜头都是与现实同步的真实时间。以《我的小白脸》的第一部分为例，当摄影机长时间面对Ed、Genevieve、Joe拍摄的时候，观众似乎近距离地旁观了他们的对话，当摄影机突然间转向海滩上的Paul，Ed、Genevieve和Joe的对话以画外音的形式持续下去，观众又马上成为与他们一同窥视Paul的同流者。
1966年的第六届独立电影奖的颁奖辞是这样形容他的电影：
“安迪·沃霍尔将电影带回了它的源头，带回了卢米埃尔的时代，他更新和净化了电影。在他的作品中，他放弃了形式与内容上的铺张，他的镜头以最简单的态度聚焦於最简单的影像。艺术家的直觉是他唯一的导引，他以一种偏执的态度纪录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周围所见的事物。奇异的感受透过他的影片开始产生。世界改变了它的调性；它变得强烈而有张力。我们所见的世界比过往清晰，但并不是在一个被高度戏剧化的状态，也不是为了服务于其他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最低限的原质，像吃就是吃，睡就是睡……”
《切尔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1966)
这部影片在商业及影评上都获得了成功，在全美一百多家影院上映，沃霍尔的影片第一次从地下跃上台面。
由于大部分的段落拍摄于纽约切尔西旅馆，《切尔西女郎》的原名就叫做《切尔西旅馆》。影片由十二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短片的内容仅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片段，表面上看起来像纪录片，其实是演员们依照沃霍尔的概念即兴发挥而成。
影片采用了分割画面(split screen)，也就是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影像并列，同时放映，比如，《切尔西女郎》中第一、第二短片合成一组，第一短片放映时在右，第二在左。影片的音轨只有一个，由两个片段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这样的形式让两个单纯的生活场景产生化学变化，两者间既像镜子般互相对照，又不时融合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分割画面的形式在当时相当前卫，
《切尔西女郎》的成功，直接间接地启发了其他美国电影对分割画面的运用，例如Richard Fleisher的The Boston Strangler(1968)、布赖恩·迪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Blow Out(1981)，以及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导演的Time Code(2000)。
相对于许多沃霍尔前卫的电影，《切尔西女郎》的形式虽然眩目，但却是一个冥想性强的作品。沃霍尔将悲伤的、喜悦的、冷漠的、浮华的、迷惘的众生相并置，拼贴出一幅现代人的肖像。当年的《新闻周刊》称它为“地下的伊里亚德”(Iliad of the underground)。
《我，一个男人》(I, a Man 1967年)
是沃霍尔第一次触碰异性恋的题材，由八个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结构大小异，其实就是同一男子(汤姆·贝克〔Tom Baker〕饰演)与八个女子间的性冒险，然而他的性冒险却总是受外务干扰或无疾而终。例如：第一个短篇中，汤姆和辛西亚·梅(Cynthia May)饰演的女子前晚才首次邂逅，早晨起床后汤姆再次向辛西亚求欢，辛西亚一再以父母会突然进房间或女佣会来打扫等借口回绝，结果两人只得在床下仓促完事。第二个短篇中，汤姆和史蒂芬妮·格雷(Stephanie Graves)饰演的女子在一个大厦顶楼打得火热，衣衫褴褛的时候她告诉他，她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她的公寓便是她和情人每周两次幽会的爱巢。第三个短篇中，汤姆和英格丽·苏波斯塔(Ingrid Superstar)在桌边闲聊，汤姆起初嘲笑英格丽的婴儿肥又吵著要看她的胸部；英格丽给汤姆看她的胸部，汤姆试著爱抚她。为了和英格丽上床，汤姆骗她说他可以通灵，他让她躺在桌上，进行招魂的仪式，结果英格丽在半催眠的状态下谈起她的建筑师男友。
在表面上，《我，一个男人》是一系列的性喜剧，描写一个四处沾腥的男人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不然就是得屈就于荒谬的状况，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汤姆·贝克的角色，安迪·沃霍尔原本属意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但由于莫里森的经纪人反对，才启用莫里森的好友汤姆·贝克。
在《我，一个男人》中，沃霍尔采用了Strobe Cut的技术，也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快速关闭再打开摄影机，以造成影像和声音的断裂，而演员的表演则不中断，这种技术得在一个可以同时收音的机器上执行，在快速开关之间，机器会发出短促的哔声，影像则会出现短暂的曝光。因此，在《我，一个男人》中某些紧要关头的时候，观众只快速地看到重点，伴随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闪光和哔哔声，就像是影片被电检局动了剪刀似的，让入戏的观众徒然感到沮丧。
如同沃霍尔一贯的创作观，《我，一个男人》是系列生活场景的片段再现，影片并不提供事件的因果和角色的背景，人也只是无根无家的符号。在这些有趣的生活场景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人的空虚、徒劳，以及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第七个女孩正是1968年6月3日枪伤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娜丝(Valerie Solanas)。如同她在《我，一个男人》中的角色，索拉娜丝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第一次到工厂，是为了她自己所写的剧本寻求拍摄机会。这个名叫Up Your Ass的剧本相当前卫、大胆，连向来大胆的安迪·沃霍尔都吓了一跳，还以为索拉娜丝是警方派来的卧底，诱他触犯风化罪。起初，索拉娜丝以为沃霍尔会采用她的剧本，然而，当这剧本在工厂无端遗失之后，沃霍尔便成为索拉娜丝纠缠不清的对象，也种下她日后枪杀沃霍尔的种子。她开始向他要钱，要他付清她在切尔西旅馆的租金，因此沃霍尔才以二十五美元的酬劳让索拉娜丝在《我，一个男人》中客串。
索拉娜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安迪·沃霍尔正忙着影片《寂寞牛仔》(Lonesome Cowboys)的剪接工作，子弹近距离射进他的胸部，几乎致命。索拉娜丝入狱后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S.C.U.M宣言》(S.C.U.M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an〕Manifesto)，使她一度成为女性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象征。加拿大女导演玛莉·哈伦(Mary Harron)曾于1996年将索拉娜丝枪杀沃霍尔的事件搬上大银幕，名为《我枪杀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
《寂寞牛仔》是109分钟的彩色片，由安迪·沃霍尔与保罗·莫利赛合导，莫利赛最钟爱的男演员乔·达里桑德罗(Joe Dallesandro)和工厂的超级巨星Viva主演。《寂寞牛仔》是关于一群同志牛仔住在一个只有一个女人的偏远小城的故事，影片拍摄于亚利桑那州的Tuscon，与某些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西部片的外景地相邻。《寂寞牛仔》是沃霍尔最具爆炸性的影片之一，拍摄期便受到FBI的关注，影片中Viva被集体强暴的场面更是争议不断。1968年11月，《寂寞牛仔》赢得旧金山影展的头奖。作为美国西岸同性恋大本营、知识分子与学生活跃的开放城市，旧金山影展的肯定对“导演沃霍尔”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蓝色电影》(Blue Movie，1968年)
是安迪·沃霍尔亲自执导筒的最后一部影片，是片长133分钟的彩色有声片。
《蓝色电影》原名《Fuck》，1968年10月拍摄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虽然在片中演员Viva和路易斯·瓦登(Louis Waldon)发生真正的性关系，但影片中一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花在讨论越战、做菜和淋浴上。《蓝色电影》的蓝色，是因为拍片时忽略了透进室内的日光，冲片后整部电影呈现蓝色调。原名过于耸动，沃霍尔索性将它称为《蓝色电影》，企图避开FBI的耳目。
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蓝色电影》不论在叙事或性的呈现上都极具挑衅的意义，与当时道德崩解和性解放的时代气氛吻合，也因此屡遭检警的干预，从单厅放映的New Andy Warhol Garrick剧院撤片。撤片后，沃霍尔以书的形式将《蓝色电影》重新出版，完整保留了影片的静照和对话。
沃霍尔本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希望拍一部纯粹关于性交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像《吃》就只是吃，《睡》就只是睡一样。所以1968年10月我就拍了一部Viva和路易斯·瓦登性交的电影，我称它为《干》。”如同沃霍尔所言，《蓝色电影》某些创作理念的确和他最早期的影片遥相呼应，比如对性交这个状态的呈现，越战等外围话题仅是影片的框架。除了性和个人的解放，沃霍尔的影片很少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有直接的指涉或批判。在同时期的电影中，《蓝色电影》的虚无以及对性的偏执，和贝托鲁奇1972年的《巴黎最后探戈》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只是两者一冷静一感伤，冷静的《蓝色电影》宣告了一个[[1970年[[这个新时代和一种新道德观的来临，感伤的《巴黎最后探戈》则像一首挽歌，提早预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束。
影片社会影响 安迪·沃霍尔生前曾扬言，在潮流急转的世代，再当时得令的人与事也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潮流寿命还比不上用完即弃的纸尿片或安全套！然而，沃霍尔的破格艺术观仍持续影响“后后后后后后现代”的艺术文化取向，虽然他曾自谦地称：“I don’t think my art has any lasting value。”但艺术价值不同艺术价格，它往往超越拍卖行的叫卖，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刺激和衍生出更多艺术生命。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沃霍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