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当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挑战观众的理解力，人们往往希望先从理论中找到接受它的理由。然而安迪·沃霍尔拒绝为他的新艺术作解读：
“我的画面就是它的全部含义，没有另一种含义在表面之下了。”
“我喜欢无聊的东西，我喜欢一样的可以被不断重复的事情。”
“你仔细想想，百货公司就是一个博物馆。”
1962年，安迪·沃霍尔与波普艺术成为当年关键词。各路访问接踵而来，沃霍尔一面照单全收，一面答非所问，离题万里。
一段典型的对话是：
记者：你觉得人们想象的你并不是真的你，这件事很糟吗？
安迪：没什么。你看过心理医生吗？
记者：是的。
安迪：你有没有逗他？
两个回答带出了沃霍尔接受采访时的三个经典特征：他讨厌回答晦涩的问题；但他不会明说，而是打岔以避之；他喜欢在采访中扮演访问者的角色。
事实上，安迪·沃霍尔的每一次访问都让采访者提心吊胆，没有人知道他除了以上三招之外还会玩什么。有时他尝试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所有问题，艺评家艾伦·所罗门(Alan Solomon)曾被要求“你何不自己编这些问题的答案呢”，还有不止一次，他把采访对象的每个问题都重复一遍，作为回答。
浩如烟海的访问让这位波普艺术先驱留下了无穷的资料，加上大量的出版物，极高的曝光率……但这些让研究安迪·沃霍尔的人依然感到无从下手。他似乎是故意地从和世界的对话中隐去了。他一直在说，在一种虚空无聊中煞有介事，他的名言还包括“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专门研究沃霍尔的凯斯坦·鲍姆认为“安迪不喜欢被打搅，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假装与别人交流。对于访问者的奉承和毫无想象力的推想，他超级冷漠。”
“我从未认识过他们形容出来的这样一个安迪叔叔。”詹姆斯说，他甚至难以想象，媒体形容出来的安迪、或在媒体上表现出来的安迪，与自己接触到的为何如此判若两人。在詹姆斯的记忆里，安迪属于超随和级的那种人。还是小孩子时詹姆斯和几个兄弟姐妹常一哄拥进安迪的卧室，把他所有的假发搜索出然后藏起来—这可是安迪·沃霍尔的造型利器，他不愿给任何人看摘下他银白色假发的样子。他作画时，小孩子们就围着看，有时打打闹闹，“他完全不介意的，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专注。”
二十几岁时詹姆斯也决意走上画家之路。他和年轻时的安迪一样喜欢插画，安迪温和地建议过他，是否考虑选择摄影，它看上去领域更广，而插画更像一门可能会消失的手艺。但詹姆斯没有听从他的指导。“之后他就没再说过什么。我做插画师之后，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充满兴趣。他经常要求我给他看最近的作品，他喜欢我为科普书籍和儿童书籍画插图。”
那些年他们住得很近，詹姆斯隔两周总会找安迪叔叔聊聊天。安迪会亲自下厨，他的斯洛伐克式炖肉做得很棒。有时他会带詹姆斯以及他的两只狗出门吃饭，衣着随便，总是一身黑，有个怪癖是喜欢把鞋子后面剪坏变成拖鞋来穿。虽然不张扬，但“被人认出来的时候，看得出他还是享受的。”
“有一次我在安迪叔叔家，电视上出现了他，一个和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他。我觉得很奇怪，我想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在家族中，安迪·沃霍尔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型的人，随和之外，他有时还会扮演家长角色，会严肃地对晚辈们说很多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沃霍拉家族是斯洛伐克移民，年轻的时候，安迪把自己的本名安德鲁·沃霍拉(Andrew Warhola)改成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以适应和迎合美国文化。
“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其实一直是东仪天主教徒，他每周都和他母亲上教堂。祈祷和上教堂，对他非常重要。”詹姆斯说。复活节的时候，安迪·沃霍尔和全家一起，以一种斯洛伐克的古老技艺往彩蛋上绘画，他和母亲之间，一直以一种叫罗斯语(Rusyn)的乌克兰方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