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以其金黄璀璨、情欲撩人的作品为世人所热爱。《吻》是艺术家最著名的作品，有人认为这是他唯一的自画像，画面中的女性是他毕生的情人、伴侣、模特和缪斯艾米丽·弗罗杰，克里姆特给她写过数百张明信片，每年他们会结伴到乡间度夏。然而，二人从未同居、结婚，或生下孩子。克里姆特一辈子和老母及两个姐姐住在一起，他的工作室是他创作的天堂，也是他激情的温柔乡。克里姆特56岁时死于脑中风之后的感冒并发症，他去世之后有14个子嗣来追讨继承权。这个夏天，奥地利维也纳每一座重要的博物馆都翻出了压箱底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作品，将自己的展墙布置得金黄璀璨。为纪念这位新艺术主义大师的150周年诞辰，维也纳成了一座黄金之城——克里姆特敏感而精确地捕获了上世纪末这个城市的瑰丽色彩与时代精神，以视觉方式记录下这个城市令人痴迷的一面。
朱洁树 高靓婧
这个夏天，奥地利维也纳每一座重要的博物馆都翻出了压箱底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作品，将自己的展墙布置得金黄璀璨。为纪念这位新艺术主义大师的150周年诞辰，维也纳成了一座黄金之城。
克里姆特最著名的作品《吻》(The Kiss，1907-1908)正悬挂在美景宫博物馆(Belvedere Museum)，尽管归还了十数件作品给二战受害者后人，这座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宫殿依然是全球收藏克里姆特油画最多的地方，其举办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50年”也是最大型的艺术家纪念展。列奥波多博物馆(Leopold Museum)的展览更为个人化，“克里姆特：走进这个人”中呈现了克里姆特寄给艾米丽·弗罗杰(Emilie Floge)的400张明信片——此人正是《吻》所描绘的对象，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幅克里姆特的素描作品——大多是女性、裸体，充满情欲。
金黄璀璨、情欲撩人，或许正是克里姆特风靡全球的原因。《吻》已经和《蒙娜丽莎》、《呐喊》一样，出现在马克杯、冰箱贴、钥匙圈、茶杯垫等日常器物上。他的另一件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肖像》(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1907)在2006年6月以1.35亿美元的价格转手，一度成为全球最昂贵的画作，甚至还有以这位布洛赫-鲍尔夫人为原型推出的芭比娃娃在全球售卖。
“克里姆特的画面具有超凡的美感，人们几乎是本能地感到美好。”艺术批评家理查德·柯克如此解读克里姆特的画面，然而他的作品并非仅仅是感官美好的肤浅画作。19世纪末的维也纳，他也曾是艺术的异教徒和先知，他的作品随着历史的车轮颠沛流离，英国《卫报》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相信，克里姆特那些散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累累作品，开启了20世纪艺术革新之门。
克里姆特已经和他的老乡莫扎特、施特劳斯一道，进入艺术的万神殿，成为代表奥地利的面孔。2012年的夏天，维也纳人举全城之力向这位新艺术主义大师致敬，而克里姆特早已用他的天才永远地改变了这个城市，乃至艺术界的面貌。
维也纳的金色男孩
就在维也纳全城为克里姆特筹备150周年诞辰的时候，当地艺术商人约瑟夫·林茨向世人宣布，他在奥地利北部的一个车库里发现了克里姆特的早期作品，这件作品曾经是克里姆特工作室的天顶壁画，描绘了天蓝色背景上一个戴着红围巾的吹笛男孩。
“这件天顶壁画非常独特，而且极具价值，它的状况保持良好。”林茨说，这位哈布斯堡时期的文物专家深信这幅作品是真迹，他并未透露自己花费多少钱收购作品，但告诉奥地利媒体，他计划将之修复，并在秋季送交拍卖。
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公布新发现显然是商人精心计算的结果，不过专家并未轻易认同，克里姆特专家、美景宫博物馆副馆长阿尔弗雷德·魏丁格表达了对作品真实性的怀疑，他认为这幅作品更有可能是其兄弟恩斯特(Ernst)所作，或者，顶多是二人合作的产物。
商人和专家的争论不会轻易得出结论，不过这幅尘封已久的画作让世人有缘一觑19世纪末的维也纳三个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1883年，克里姆特从维也纳艺术工业博物馆美工学校毕业后，和弟弟恩斯特、同学弗朗茨·马什(Franz Matsch)共同创办了一间工作室。
哈布斯堡帝国晚期，各地兴建和翻修歌剧院的时候都力图展现帝国的辉煌，三位艺术家以导师汉斯·马卡特风格的绘画装饰维也纳的宫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而今的维也纳依然能看到工作室时期的作品，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甚至特地建起一个辉煌的阶梯，让参观者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这些壁画。
这一时期的克里姆特作品依旧摆脱不了前辈艺术家的影子，但其日后的艺术风格已经初露端倪，在《身着金色服饰的女士肖像》等作品中，他开始尝试着使用金色。
克里姆特是维也纳近郊一位金匠的儿子，金色几乎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色彩，尽管他以颜料为生，但他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精确描摹出金属、石头和珠宝的形象。
“他希望利用大理石、真正的黄金和白银进行创作。”魏丁格说，但是起初，他和他的赞助人很少能够承担得起。
克里姆特是一位真正的营销大师，他善于混迹于上流社会，轻松获得贵族的委约。当金钱不再是问题，克里姆特真正的色彩开始展现。他曾受委约为富有的银行家阿道夫·斯托克莱特的豪宅创作马赛克檐壁，他以珠宝、搪瓷、珍珠母以及黄金白银装饰。
克里姆特再现了斯托克莱特宫殿的富丽堂皇，魏丁格评价说，“你可以从画作中感受到那种创造珍贵之物的信念。”
金色也是皇权的象征，是真正适合世纪末维也纳的瑰丽色彩。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弗兰茨年事已高，依然统治着庞大的帝国。看似平静的帝国生活中，人们能够感受到末日的脚步。然而也正是在此时，这个拥有贵族风雅的“昨日世界”收获了最灿烂的文化繁荣。这里生活着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马赫，语言的脆弱和精神上被压抑的悸动首次得到承认并诞生了心理分析学派；在这里，穆西尔创作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马勒写出了气势宏伟的交响乐，勋伯格创立了音乐十二音体系；同样是在这里，阿道夫·鲁斯重新定义了现代建筑。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敏感而精确地捕获了时代精神，以视觉的方式记录下这个城市令人痴迷的一面。
“不合时宜”最珍贵
1884年和1892年，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师长马卡特和兄弟恩斯特相继离世，给艺术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恩斯特去世后，几乎有三年克里姆特都没有作画。而当他重新拿起画笔，这个在颓废的现代主义花园中游荡许久的画家，开始摸索出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内涵。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的《爱情》(1895)使用了云雾般飘渺的后印象派风格，在这对情侣的上方，漂浮着几个他们自以为能摆脱的悲剧命运的面孔：疯狂、疾病和死亡。如果说这幅作品代表了克里姆特的成功转变，那么紧接着的《哲学》、《医学》和《法学》则是艺术家对于自己创作的认定和坚持。
1894年，工作室受委托为维也纳大学的大礼堂天花板作画，此时的克里姆特已经对艺术有了颠覆性的全新审视。
《哲学》(1900)是这系列作品中最先完成的，它是一个明显的尼采式宣言。哲学家在《悲剧的诞生》中宣称，理性主义的“乐观”必须让位于一种悲剧式的敏感性，并且接受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克里姆特以视觉的方式展现了这一哲学论点，虚无缥缈迷雾般的星空仿佛是在嘲笑理性的无能，尖刻地讽刺了科学无法将人类从痛苦中解放。对于希冀在大礼堂中获得褒奖的教授而言，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另一方面，画面中裸露的人体也让卫道士们颇为不满。78位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对作品进行审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更具有挑衅性的《医学》和《法学》相继问世，维也纳议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最后决议认为这些作品“不合时宜”，提议将之送到博物馆内陈列。克里姆特对这一提议非常不满，决定退回佣金，终止合同。此时，克里姆特最大的客户——犹太商人奥古斯特·莱德勒(August Lederer)拯救了三幅画，他们出钱买下了甚至还未全部完工的三幅壁画。然而殊途同归，1945年，三幅作品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黑白照片来怀念这些具有革命性的作品。
《卫报》的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相信，这些只能通过黑白照片怀念的失落作品，比克里姆特金光灿灿的高价拍卖品更有价值。
这场轩然大波标志着克里姆特与官方艺术的彻底决裂，他没有再被任命为艺术学院教授，他宣称自己“不能依附于自己的斗争对象”，从此，克里姆特得完全依靠收藏家的支持过活了。自此，他逐渐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领军人物。
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是一群前卫的维也纳艺术家试图挑战奥地利绘画的顽固传统，他们试图将艺术、工艺和设计融为一体。
而今的分离派会馆，克里姆特的《贝多芬之墙》(1902)被修复后呈现在世人面前，艺术家Gerwald Rockenschaub专门设计了亮黄色的结构体，让人们可以爬上去平视克里姆特作品。
这幅壁画是为了当时第16届分离派展览而创作的，艺术家以视觉方式呈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幅24米长的作品是克里姆特首次完整提出某种风格和装饰符号是表达寓意最合适的工具。
克里姆特并非仅仅只有装饰性的吸引力，尽管在某些时候，他像尼采的《快乐的科学》(1882)中说的那样，“由于过于深刻而显得肤浅”。
吻的故事
克里姆特和女性的关系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除了少量的风景画，克里姆特几乎只画女人，即便出现男人，也通常只是作为陪衬或背景。
他笔下的很多女性肖像都是裸体画，摆出发人深省的情色姿势，强调感官和性爱。画面中的女性通常毫无羞涩地以目光直接回应观众对她们身体的凝视。
这些图片引起广泛的争议，关于淫秽的指责不绝于耳。但一种新的感性气氛已经在这个城市中慢慢诞生，奥地利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05年发表了《性学三论》，深刻挑战人们对于性爱的态度。像弗洛伊德一样，克里姆特也希望将性爱置于公共领域。不过这样的努力同样招致社会保守势力的激烈回应。
1903年，他被迫将一幅作品《希望I》从分离派运动首次回顾展中移除。该作品展现一位裸体的孕妇不加掩饰地看向画布之外，这幅作品被认为远远超出公序良俗容忍的界限。那段时期，克里姆特的作品展出时常常需要安置在屏幕后面，以免被愤怒的参观者所毁坏。
艺术史学家伊凡·斯蒂方诺相信，克里姆特作品中传达的情色意味与神秘、晦暗、死亡意象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是苦闷、彷徨、颓废、厌世的“世纪末”情绪下的普遍反映。就像他的挪威同行蒙克一样，克里姆特笔下的女性即是可欲的对象又是可怕的魔鬼。
据悉，和罗丹一样，克里姆特的工作室里常常有各种裸体模特儿随意走动坐卧，他在情之所至时对她们进行深入描摹。有趣的是，尽管克里姆特几乎和每一个女模特都会传出绯闻(丑闻)，比如著名的制糖厂主夫人阿德勒·布洛赫-鲍尔，以及后来作曲家马勒的妻子阿尔玛·马勒。克里姆特至少有14个儿女——有两个还是在同一个夏天分别由两位母亲产下的——但他终生未婚，毕生与老母及两位未婚的姐妹住在一起。
本次克里姆特15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他的情人、伴侣、模特和缪斯艾米丽·弗罗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克里姆特曾在最著名的作品《吻》中将弗罗杰和自己画在一起——这是他唯一的自画像，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艾米丽·弗罗杰是参与分离派运动的维也纳服装设计师，她和克里姆特很早就认识了，她是恩斯特·克里姆特的小姨子。他们常常在阿特斯共度夏日，但他们从未共同生活，14个克里姆特的孩子中她也未曾贡献过力量。列奥波多博物馆的展览中包括400张寄给弗罗杰的明信片，20年来，克里姆特与弗罗杰分享他每日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关于看戏、天气、旅行，取消法语课，抱怨宿醉，或只是告诉她自己何时归来。
“周日早晨。睡得晚，起得晚。最糟糕的是缺氧。晚上在莱因哈特剧院看《第十二夜》。会议很无聊。(柏林，1907年11月10日)”
“雨，冷。昨天去看普拉多和私人收藏展……展览一般般，兜了半天就看到几幅好的。(马德里，1909年10月30日)”
“在法、西边境写卡片。整个旅途要花26小时。太可怕了！(巴黎至马德里的列车，1907年10月25日)”
“宿醉未醒——希望这是好事——我的皮箱在边境遇到了麻烦——今天才能寄到，周五。我周一早上就得走了——不幸的是。(柏林，1905年5月19日)”
对于少言寡语的艺术家来说，这些信件便是他们终身为伴，日日亲近的证词。在美景宫公布的7封近期发现的情书中，克里姆特称艾米丽为“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他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爱情不求回报。我们也许永远不能获知弗罗杰的回答，因为她把自己的回信全部付之一炬。而在那幅著名的《吻》中，她的脸别到画布一边，背向他的拥抱。
关于克里姆特的感情生活，文学、影视和绘画作品中进行了种种揣摩，但或许因为生性寡言的缘故，艺术家本人仅仅留下只言片语。试图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语句拼凑出一幅感情的全景，或许不如仔细欣赏他的作品，“所有关于我的一切都在我的画中了”。艺术的两种结局
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在脑中风之后死于感冒并发症。这一年，流行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包括分离派另一位中坚人物埃贡·席勒。
此后的岁月里，欧洲大陆风云突变，而克里姆特作品经历了多舛的命运。
尽管纳粹痛恨所有现代或“堕落”的艺术，不过克里姆特“离经叛道”的作品却似乎以其非凡的美感征服了纳粹艺术审查官的法眼。1943年，第三帝国曾在维也纳赞助了一个克里姆特作品展。在作品展之后， 大多数莱德勒收藏的克里姆特作品被运往了伊门道夫城堡。
1945年5月7日，德意志一蹶不振，人们唯一能在柏林的废墟里找到的是希特勒焦黑成炭的骨骼，而投降书将在第二天早上生效。百里以南的奥地利，一股纳粹党卫军正在密谋策划他们最后的演出。
比起破败的民居，能在雄伟壮丽的伊门道夫城堡度过战争的最后一夜也算是一种幸运了。这座城堡里，悬挂了13幅克里姆特的画作。克里姆特的感官作品成为那晚城堡里感官世界的一部分。纳粹党员们在城堡里放纵自己彻夜狂欢，在克里姆特笔下的女祭司和缪斯眼皮底下放纵着自己。
第二天，德国人在城堡里布置了足量的炸弹后迈着闲散的步子离开了。某个人转身回去，点燃了导火索，瞬间，城堡化作火海。伊门道夫城堡就像一个微型圆明园，大火持续燃烧了好几夜。一切都消失殆尽，当时城堡附近的目击者说，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幸存下来。
布洛赫-鲍尔家族的财产同样未能幸免于纳粹的掠掳，重要的艺术作品被博物馆收藏，其他则散落民间市场。幸好，《阿德勒·布洛赫-鲍尔的肖像》在奥地利美景宫保留了下来，直到2006年被判还给布洛赫-鲍尔家族的后人。这幅“20世纪的蒙娜丽莎”在几个月后通过拍卖公司的操作，被化妆品大亨罗纳德·劳德以1.35亿美元购得，而今展示于他的私人博物馆——美国纽约的新画廊。
而今，世人只能通过《吻》、《阿德勒·布洛赫-鲍尔的肖像》这类传世作品一亲克里姆特艺术的芳泽。柯克认为，像克里姆特这样的艺术家也不得不面对曝光过度的风险。“我称之为蒙娜丽莎问题，当一幅画的复制品随处可见，无处不在。”柯克描述说，“那样的图像逐渐会失去艺术的感召力。有一次我在生日卡片店看到克里姆特也有类似的感觉。”
维也纳博物馆的展览提出一个问题：克里姆特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刻奇？
展览“克里姆特刻奇”记录了艺术家对于城市风景的影响：阳伞、冰箱贴、烟灰缸，Facebook发起的一项活动甚至还设计出克里姆特马桶座。博物馆“最差克里姆特”奖颁发给了一个塑料鸡蛋，这实际上是个音乐盒，打开鸡蛋里面会有一幅《吻》的形象开始旋转，并伴以猫王的歌曲《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