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的一间画廊里，印有拉丁字母的公猪与印有汉字“天书”的母猪现场交配，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奸”，这一行为无形中呼应了当时流行的萨义德“东方主义”中关于殖民地文化身份的探讨。
20多年前，徐冰的《天书》(1988)用汉字笔画制造出了乌有的文字，使国人惊奇，也令西方惊愕。中国独有的象形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徐冰最早挖掘出它的意义，凭借本能的直觉把握，握住中国文化的命门，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盘。之后的《鬼打墙》(1990)在长城上拓片的行为再一次运用了中国的符号性表征长城，是西方包裹艺术与中国传统拓印技术的一次结合，其思维模式类似于《天书》的造字，某种程度上有重复自我的嫌疑。这两件作品被批评家尹吉男解释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无聊感问题，徐冰由此“渡过”了“无意义”的特殊境界。
1993年，从美国回来的徐冰实施了《文化动物》的行为，就在王府井大街的一间画廊里，印有拉丁字母的公猪与印有汉字“天书”的母猪现场交配，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奸”，这一行为无形中呼应了当时流行的萨义德“东方主义”中关于殖民地文化身份的探讨，也使他的作品陷入了政治与经济的争执。其后徐冰一直旅居美国，获得过美国的“天才奖”等诸多世界级荣誉，他的英文方块字新书法的小旗飘扬在布鲁克林的街头。
徐冰归来与中国当代艺术
从“天书”、“长城”、“猪的交配”到“凤凰”，这四件在中国完成的作品不妨视为徐冰诸多作品中的四重奏，这四步几乎代表了西方认识中国的四步，印证了中国从弱势经济到强势经济的崛起。作为一个艺术家，徐冰非常重视的是把自己的思想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具体的语汇”表达出来。文字是语言的故乡，从乌有的汉字到乌有的凤凰，徐冰实现了政治与视觉的完全结合，正如沃霍尔的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一样。徐冰的艺术中存在着多重复调，既可以讨好中国，也赢得国际的喝彩。最新的凤凰既顺应了中国民间以最廉价的东西制造幻想之物的土式办法，且属于完全的政治正确并最终获得了商业的确认，又暗合了西方观念艺术中现成品拼接的体系。值得探讨的是徐冰的每一步都能踩准节拍，且都在世界的神经元上。他用两只眼睛观看：一只是政治—经济的，一只是艺术的。蔡国强的烟花不免过于哲学与玄乎，岳敏君等把中国的宣传形象呈现给世界，将符号娱乐化，徒具商业价值但失却精神与思想力度。徐冰是与中国完全契合的艺术家，但他从来不是仅从中国文化视野出发，而是凿开一条缝，与世界对接。于是，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每走一步都如此出乎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是当代艺术家少有的范例。
作为少有的被西方主流艺术界接纳并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徐冰的归来对于中国美术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熟谙西方政治、经济与艺术的脉络，在中央美院这个强调写实主义体系的学院里，还十分缺乏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家。但是徐冰的归来仍需设疑：西方现代艺术的这一套观念和手法自诞生以来还时日太短，其美学价值能否成立存在着疑问。徐冰能够轻松、自然地摸到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脉搏，能够把握这种律动，究竟幸耶悲耶？艺术史告诉我们：往往是踩不着点的梵高们更具价值，而踩准点的则并非全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