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像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着，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着，宗白华译：《欧 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海堤与海》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 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 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 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 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紅、黃、藍的構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畫，45x45釐米，蘇黎世私人收藏。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瑞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像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 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 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 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 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着，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 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 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着，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 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 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 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 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它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 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 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 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 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 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它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它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它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 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 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 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 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 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 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凈而清澈。”
《百老彙爵士樂》，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畫，127x127釐米，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藏。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 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 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凡·杜斯堡(Theo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 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 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
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 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着，邹德侬等译：《西 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 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 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 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 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 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 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着，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 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 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 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1924年，杜斯堡的艺术思想与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观念产生分歧与冲突。他在继续提倡画面直角因素的同时，放弃了蒙德里安所坚守的“垂线一水平线”图式，从而把斜线引入其绘画创作之中。这导致了蒙德里安在1925年与其分道扬镳。在杜斯堡看来，垂线和水平线过于呆板和单 调，以致使画面毫无生气可言；而斜线则富于动感，可给画面带来生机和动势。他把其艺术主张称作“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1926 年，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宣言，指出，“一方面，基本要素主义反对过分教条地使用新造型主义，另一方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新造型主义的结果。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成为对新造型思想严肃的修正。”
他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说的“修正”的含义，这就是，以一种故意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对角线图式，来代替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那种均衡的结构。这幅《构图》可以成为 其基本要素主义理论的一种诠释。正方形被调转45度角而成为菱形构图，粗重的黑色边框限制了活跃的色彩。中间部分用黑色的垂线和水平线分割出了块面，颜色 仍是红、黄、蓝色。
1928年，杜斯堡为斯特拉斯堡的奥比特咖啡馆所作的室内设计，可以说是对其基本要素主义的最有纪念性的阐述。这一设计由杜斯堡和阿尔普夫妇合作完成。杜斯堡为其确定了主调，并制作了墙面的低浮雕壁画装饰，那一条条对角线，使整个室内的视觉效果具有某种震撼人 心的力量。他解释说，其构思“关键是要揭示绘画和建筑的同时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