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艺术的先驱
——张小涛谈弗朗西斯科·戈雅
撰文/狐畔
弗朗西斯科·戈雅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家。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门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探究他的艺术创作之路，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启发。
西班牙民族特色的影响
戈雅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首府萨拉戈萨附近的小村，父亲是农民，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14岁时一位教士发现了他绘画才能，鼓励他父亲将他送往萨拉戈萨，随何塞·鲁赞·伊·马尔蒂尼斯学画4年，1763年到马德里投靠同乡宫廷画师弗朗西斯哥·巴耶乌。
其间，两个的因素使他的艺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一个就是对委拉斯开兹的模仿，在1777~1778年间，戈雅曾经翻刻过他的几幅油画；另一个就是为葛布兰花毯画图样。这种图样或画稿并不需要像油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学院派的完整性，这就使得年轻的戈雅可以更直率、更真挚地表现自己的幻想。除此以外，尽管必须接受孟格斯的指导，而为葛布兰花毯所规定的题材却是带有民间的特色和取自当代生活的；因此，戈雅有极好的机会来学习西班牙本土艺术特征，并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幻想。
作于1778年的《陶器市场》就相当明显地显示了戈雅此时的艺术主要优点。绘画表现的鲜明性，人物同背景的完美溶合，构图的貌似杂乱的丰富性，为每一个仿佛信手拈来的人物增添了温柔气息的灵活用笔，使每一个农妇如同贵妇一般尊严，使每一件陶器富有夏尔丹静物式的家常趣味的18世纪优雅气派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戈雅径自创造的，虽然也并未脱离欧洲的、委拉斯凯兹的、威尼斯的和法国的极尽精致的传统。我在这幅画里，能感觉到戈雅的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手笔，在画面上看得到一种信心、果断，一种出人意外东西的存在；每一个人物都是生动感人的，而且也是各有千秋的。戈雅温情脉脉地爱着他所描绘的人们，但也不无一点倨傲的笑意。他创造了一篇童话，并且把它纳入了诗的形式。
宫廷画师的写实风格
戈雅是杰出的肖像画家，在成为皇室画师时他的油画技巧已达到成熟的境地，能大胆地摒弃一切和他所要表现的主体毫不相干的东西，背景也只单纯地施用一种颜色。我认为这一类肖像特别具有画家的个性特点。画家满怀热情，用一种丰富的中间色调去尽情渲染，似乎要从这个女性的形象上寄托画家新思想的光芒。《冬妮亚·伊萨贝尔·珂尔波·德·波塞尔肖像》就是此类肖像画中最杰出的画作。前苏联美术评论家柯尔宾斯基曾评论这幅肖像时就说过：“波塞尔的自然美和饱满的生命力，使我们心神迷恋。”
画中人是西班牙一位翻译家的妻子、画家的朋友。戈雅以豪爽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塑造了一个西班牙年轻妇女的美的典型。她那对明亮的眼睛向一方斜视着，一缕金黄色的额发垂在额前一侧。英姿飒爽，体态端庄，脸上的笑靥微微展示，这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青年女子形象，她那玫瑰色的嘴唇似乎在向观者提示她的内心的欢快，青春的光辉投映在这张富有活力的脸上。
画家用心刻画人物的面部，那双明亮透露出自尊自信而坚定神情的大眼睛，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少妇充满青春生命力的健美身体和袒露的胸颈，隐含着诱人的魅力，她没有宫廷贵妇的娇媚和矜持，更没有珠光宝气，戈雅以暗绿色为背景，来衬托妇女那健实而丰满的胸部，显得楚楚动人。在朴实无华中表现出画家的审美理想和画中人的精神气质，是西方肖像画中的精品。
绘于1798~1805年的《裸体的玛哈》和《着衣的玛哈》是戈雅的代表作品。两幅画中人物姿态都相同，双掌交叉于头后，身躯斜卧在床上，人物俊俏。画家致力于表现人物身上所诱发出来的青春美的魅力。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黑暗统治年代，不能不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反封建意义。因此，这两幅作品让我着迷。
《着衣的玛哈》穿一件紧贴身子的白衣服，束一条玫瑰色宽腰带，上身套一件黑色大网格金黄色短外衣，暖调子以红褐色为背景，使枕头、衣服和铺在绿色软榻上的浅绿绸子显得分外热烈。而在《裸体的玛哈》上，背景减弱了。姑娘的娇柔躯体被软榻上墨绿色天鹅绒的冷调子所加强。这两幅画给戈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戈雅在这两幅画上运用酣畅淋漓的小笔触，几乎是一气呵成地把握住同一形象的基本造型。这样的画像，是不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能容忍的。因此，戈雅这两幅画中的人物，绝无仅有。
而画于1800年的《查理四世全家像》是戈雅创作的像画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群体肖像。因为西方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戈雅在画面左角暗处，画上了自己的肖像。我认为，虽然这幅画得到了查理四世的赞赏。其实画家在处理人物时，给观者深刻的“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的印象。在画面中央是身着华贵服饰的王后，戈雅将她处理得既愚蠢又骄横。她以一个蛮不讲理的管家婆形象出现在画面中。其时，她和情夫查理四世的朝臣马努埃尔·哥多伊操纵着西班牙的实权。而她的丈夫查理四世却是个傀儡。画面中的国王尽管努力一本正经，身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勋章绶带，实际上却是个平庸之辈。他专好打猎，不关心人民疾苦，是史上赫赫有名的昏君。画中的他，如同挺着肚子的公鸡。
与其说画家是有意地嘲讽，还不如说是他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因此起到了不加粉饰的艺术效果。深刻地表现了这群皇室人员内心的空虚和庸碌无为的本质。
正如法国19世纪艺术评论家戈蒂叶所言：戈雅用富丽堂皇的色彩描绘了庸俗、丑陋的查理四世一家，实则是“暴发户杂货铺老板的一家”。
在社会矛盾中艺术思想的升华
法国军事首领拿破仑对整个欧洲的侵扰，给欧洲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祸。1808年法国军队开进了西班牙境内，腐败无能的卡洛斯王朝找不到可以顽强抵抗的力量，却背叛民意，把政权双手拱奉给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拿破仑接受这一条件，让这个原来在那不勒斯国王手下只是一名行政长官的家伙去接管西班牙。这一规定还未及公布，已激起了富有反抗精神的西班牙人民的愤怒。他们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表示御敌到底。于这一年的5月2日，爆发了有名的马德里市民起义。
那些可恶的外包头巾的骑手埃及雇佣兵对准密集的市民开枪，子弹射倒了一些人。起义者义愤填膺，继续拥向军队，他们把法军士兵拉下马来，用尖刀或者赤手空拳与法军展开搏斗。
1808年5月3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宫附近的太子山旁，法国士兵无视西班牙民族的独立，不经法律手续便把凡是被认为参加了太阳门下的冲突的人或有关的西班牙人全部处决。
戈雅的作品《1808年5月2日的起义》与《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与流血的场面。为了创作这两幅作品，戈雅在战争期间留在马德里，以历史见证人身份画下了这些情景，戈雅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并站在人民起义一边，用自己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是一位僧侣，在就义前，正作最后的祈祷，旁边是位市民，看上去有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神情坚定地望着夜空，无惧无畏；画家着意描绘中心人物是一个对着枪口的白衣起义者，伸开双臂面对死亡，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暴行，这是人类英雄的伟大形象。在这幅画中，戈雅赋予了炽热的情感。画家以马德里的夜景作为画面刑场的背景，并将法军置于暗部，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又在地面置一灯，使一部分光由下向上放射，造成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强化了现场的悲剧感。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象里。光从地上方打过来，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
在我心目中，戈雅的作品《1808年5月2日的起义》与《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这两幅揭露法国军队蹂躏西班牙国土与人民的作品，乃是他一生中最扣人心弦和最引人注目的杰作。
晚年的黑色风格
1812年，成功的戈雅背后的那个女人——妻子何塞法去世。
然而，出乎意料的，68岁的戈雅随即与一位才24岁的有夫之妇莉卡迪亚同居，两人并在1814年生了一个女儿。五年之后，戈雅辞退公职，在马德里的郊外购置了一处住所，命名为“聋人寓所”，过着隐居生活。就是在这座房舍的墙壁上，戈雅绘制出晚年的杰作——“黑色绘画”系列画。
戈雅直到此时，才真正地为自己在作画。他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上令人毛骨悚然地描绘着人间的欲望及愚蠢。
这些作品中，是描绘各种互相没有什么主题联系和共同情节的虚构景象的画，作品运用了同一种手法，而且几乎是单色的：黑、白粉、赭石和塞维里土。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