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在长江北岸的一小片校园里，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研发出来三门新“学问”：杜撰学、影射学和附会学。以前写小说，经常要活学活用前两门“学问”，不过一直没有碰到恰当使用最后一门“学问”的途径。最近才发现，这门附会学已经延伸到了科学界。
这话说的是最近两位美国神经学专家从米开朗琪罗的名作，西斯廷教堂屋顶壁画中发现了人类大脑的解剖结构。西斯廷教堂屋顶壁画大概是米开朗琪罗画作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件。本期新知周刊封面的原型、大名鼎鼎的《亚当的诞生》就是这幅名作的一部分。而如今被指隐含大脑形象的部分，离《亚当的诞生》并不远。说起来，从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中寻找大脑的解剖结构似乎是医学专家们喜闻乐见的业余文化活动，早在1990年，就有另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封面图片的原型《亚当的诞生》里也蕴含有一个大脑：请注意这幅画右侧的“上帝”，上帝和天使们的形象被一大块披风所包围。仔细看看这个披风的外形，像不像一坨大脑？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脑”中分辨出小脑、脑干甚至脑动脉的形象。
看到这样的报道，不免隐隐然想，桑姨塔格远在天堂，会不会有兴趣和诸神讨论一下这是否该算是“过度阐释”呢？不过，无论它是否属于过度阐释，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艺术家们为解剖学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最初的解剖学当然没有艺术家们的事。据说，“西洋医圣”希波克拉底当年就曾经冲破重重阻碍，秘密进行人体解剖。公元1世纪，马里努斯(Marinus)就已经写下了整整20卷的解剖教科书。随后的一代名医盖伦虽然可能并非进行过人体解剖，但一直在通过解剖猴子，了解人体。他还通过很多实验，破除了很多错误的认识，比如尿液是由肾脏而非膀胱产生的。
不过，在随后的黑暗时代里，盖伦的理论被教条化了。虽然在15世纪早期，意大利的一些医学院就开设了解剖课程，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解剖课不过是教授在高高的座椅上朗读盖伦的著作，学生则在前面围观一名假充外科医生的理发师切开死刑犯的尸体。与此相对应的是，艺术家们却为了更精确地表现人的形体，开始了隐秘的观察。很多艺术家来到医学院，站在解剖台前仔细观察，也有一些人偷偷拿起器械，亲自动手解析人体。15世纪末，米开朗琪罗甚至被获准展示人体解剖。达·芬奇同样以其手稿中大量的人体解剖素描闻名于世。
1543年，维萨里的《人体构造》一书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出版。这是一本科学家与艺术家珠联璧合，通力协作的作品。在维萨里的研究过程中，他就不断与著名画家提香进行交流。后者的弟子卡尔卡(Jan Van Calcar)绘制了此书的插图。
或许，将米开朗琪罗的名作过度阐释成解剖学密码，也并非纯粹的捕风捉影。